从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美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行各业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公司，它们与亚当?斯密式的专业小工厂有着明显区别。钱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手》中曾经说道：“……1840年时的一个美国生意人可能会发现，他对15世纪意大利的生意环境要比对70年后的自己国家的生意环境更为熟悉。”对这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大型企业，美国国内外都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审视着这些怪物，观测着它们的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快速增长的大型公司，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有可能会损害公众的利益和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事情也正好像在验证人们的疑虑，20世纪初，大型企业在美国国内外市场上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由此，为了防范托拉斯对“自由”的伤害，美国在“进步运动”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浪潮。尤其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得到严格执行，试图给这些企业怪兽带上用自由贸易原则铸就的紧箍咒。

1962年出版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是钱德勒出版的第一本企业史专著。在这部著作中，钱德勒讨论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如何进行调整以适应自身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包括杜邦、通用、标准石油和西尔斯四家大公司的发展史，并演绎出美国现代公司及其管理架构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通过这一系列分析和评述，他得出了著名的钱德勒命题——结构跟随战略。

钱德勒的考察聚焦于19世纪八、 九十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这一阶段，美国的第一批大规模一体化企业问世，这些企业的出现给工商企业管理带来了众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企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企业管理结构不仅要适应大力增长的生产力，提高企业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应对新的多项职能的出现。

在经济学领域里，大概没有人会忽略亚当·斯密的奠基人地位。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的理论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句“看不见的手”，把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原理概括得淋漓尽致。此后的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在围绕“看不见的手”建立合乎逻辑的学说体系，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也由此产生。

可以说，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几乎是无人能及的。尽管经济学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早已比斯密的时代更为丰富多彩，然而到了今天，依然不断有学者提出要“回到斯密”。斯密及其理论仿佛成为经济学界无法逾越的高峰。然而，钱德勒却对这座“高峰”发起了冲击和超越。

小艾尔弗雷德?杜邦?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以企业史的研究而著称。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在英语缩略语中，BC为公元前，AC为公元后，而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借用这一词汇赞誉钱德勒：“在商业历史中，BC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Before Chandler）。”所以，商业史时代也被称为AC（After Chandler）。与钱德勒的AC相提并论，有人把德鲁克也拉出来，称管理学时代为AD（After Drucker）。由此，不难看出钱德勒的学术地位。据说，当钱德勒开始研究企业史的时候，全美共有13名相关学者，但当他2007年去世的时候，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1300名学者。如果说，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管理学提供了理想的组织模型，那么，美国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则为管理学提供了现实的组织演变轨迹。

钱德勒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60天，也就是1918年的9月18日。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公司走出国门、进军欧亚的时期，钱德勒后来立志研究美国企业的发展与扩张史，正迎合了时代大潮。

从泰罗创立科学管理开始，管理咨询就变成了与工商业共生的一个行业。尽管泰罗自己对那些口若悬河、信心十足的“效率顾问”十分厌恶，但他自己最后也走上了管理咨询的道路。与众不同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泰罗的咨询从来不收费，是“赔钱赚吆喝”。这同今天人们往往以收费高低来衡量咨询水平的标准完全不同。很有可能，在那些以收费标准来评判咨询质量高低的人看来，泰罗这种不收费的做法，比起查兰的浪迹天涯更为怪异。

摘要：什么是管理学？具体到中国的环境下，“管理”是不是“学”？此问题同科学、知识、学科这三个词汇紧密相关。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之“学”后缀为-ology，此意义的管理学，不论中外并未形成，且很可能无法形成；科学意义上的管理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在成熟程度上学界判断有差别；知识意义上的管理学，古代就有丰富积淀，学界公认现在已经形成。管理学界的讨论，需要对这种区别进行辨析。才能进一步讨论管理区域性、管理哲学等问题。

关键词：管理，科学，知识，学科

《管理学报》编辑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试问管理学》，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以为，在这些问题上深入展开学术性讨论，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由此出发，对其中的一点，即“管理学”应当如何理解，笔者附骥其后。

对系统管理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不仅仅是卡斯特和罗森茨韦格。提到系统论，少不了贝塔朗菲、维纳、申农、普利高津等人。因此，对这些学者及其理论，有必要适当了解。

一般系统理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

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他出身于奥地利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从小博览群书，受到良好的人文知识的熏陶。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贝塔朗菲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生物学研究，后来又涉足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他是一般系统理论的创立者。1954年，贝塔朗菲受邀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这里，他为系统思想的普及和深入做了大量的工作。1955年，他发表重要著作《一般系统理论》，该书被译成德、意、法、西、日、汉等文，影响极为深远。

系统管理理论的最大长处，就是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整体论思想，分析组织问题和管理行为。它以全局观点突破了片面性思维，以开放观点突破了封闭性研究，以“关系说”替代了“要素说”。在这样一种思路下，系统管理理论论既注重组织内部的协调，也注重组织外部的联系，把企业内外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过程和有机整体；既关注组织结构，也关注管理的过程；既强调组织目标，又强调人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维在现代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具有整合性的意义。

系统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

卡斯特和罗森茨韦格创立的系统管理理论，特别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他们对组织的变革问题也进入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卡斯特认为，稳定性和适应性对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是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诊断分析和当前条件的调整，来使组织获得动态平衡。因此，组织变革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足够的稳定性，以保证实现当前的组织目标，完成既定的组织任务；二是足够的持续性，以保证组织目标不断得到新的发展，管理方法不断得到新的改进；三是足够的适应性，以保证组织对社会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和所提供的机遇以及组织内部各种因素的变化，做出适当地灵敏地反应；四是足够的革新性，以保证组织不仅适应于目前，而且在将来条件发生适宜变化时富于改革的主动性。

组织变革的动力来源

卡斯特在分析组织变革的动力来源时，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他建立的系统模型。他认为，环境、目标与价值、技术、结构、社会心理、管理等等，都是组织变革的动力来源。

工商领域的诚信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走向，也关系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因此，向来被学界关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留下了极多的诚信资料，也记载了丰富的诚信案例，所以总被学者们拿来说事。但如果仅仅限于寻找参照或者简单比附，难免失之肤浅。

例如，在晋商介绍与研究的文章书籍中，几乎离不开诚信问题。有案例，有分析，还有总结概括，正面反面似乎都说得差不多了。但笔者总有个疑问：晋商式的诚信，能否复制到当代来？或者换一种时髦的方式表达：以晋商为代表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诚信，能否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关键在于晋商式的诚信具有特定的含义。概括而言，这种诚信是一种伦理式诚信。而西方兴起的现代化模式，在它们的土壤里诞生出的是另一种诚信，即契约式诚信。二者的不同，不可不察。

一、两种诚信的表现与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