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鸣曾评价《管理学家》像是教化人的，像一本书，十分典雅！作为主编，您同意他的这种判断吗？

 首先感谢黄鸣先生对我们杂志的赞誉。教化人的作用我不知道杂志能不能承担起来，或者说应不应当承担起来。管理是实践的学问，一个人单凭阅读一本管理杂志，即便是一本十分优秀的杂志，是不能做好管理工作的。我们的读者在日常管理工作中肯定会有思考有创新，我们希望这本杂志能够影响人，启发人，而不是利用杂志去教化人。另外，纠正一点，我们杂志的主编是席酉民教授，我担当的是执行主编的角色。

2. 请和我们读者分享您对《管理学家》蓝图设计，包括目标受众、盈利模式和五年计划等?

作为一种平面阅读材料，任何杂志都应该坚持内容为王，目前很多杂志都陷于版面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短期诱惑中，坚持内容的独立和追求阅读价值就显得稀缺，同时也就更加珍贵了。我们的目标读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人，目标读者决定了我们的蓝图。我们希望这本杂志能够成为管理者的思想伴侣。我们在杂志内容建设上一直不遗余力，我们坚信只有好的内容才能最终赢得商业上的成功。因为酒香还怕巷子深，我们在运营上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地让我们的目标读者能够看到她，我们有信心一旦你看到她，就会恋上她。一般杂志的盈利模式不外发行收入、广告收入和活动收入这几项，我们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我们在发行订阅这方面用力较多，这源于我们对内容的自信，当有足够多的忠诚的读者的时候，其他盈利方式也会自然见效。我们恰好有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使杂志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当然最好是第一名。

3. 您怎么看待国内管理学术杂志的市场现状？

严格意义上说，面向管理研究者的管理学术杂志还谈不上有市场，他们通常只有数百册至一千余册的发行量，很少有广告，主要依靠收取版面费和拨款运营。国外的情况也许类似，只是国外的学术杂志比我们的做的纯粹。我猜想，您问的是那些有学术味道的面向管理者的杂志。这类杂志也有几本了，除了我们叫作《管理学家》，大都叫作什么什么评论，大约是受到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影响。我觉得都各有特色，有的以学院背景发展，有的偏重记者评论。这类杂志还没有一个能做到那几本优秀商业类杂志所能达到的市场上的成功。还有待积累和发展。这之中今后能够成功的，一定是那些定位清晰、内容优秀和运营扎实的杂志，充足的发展资金和人才储备是非常关键的。我认为这类杂志的市场空间很大，不需要彼此竞争，更需要彼此借鉴合作，共同把市场做好，为管理者提供多样的有价值的思想。

4. 作为一个管理实践的观察和思考者，请评价中国当前商学院教育现状?

《管理学家》杂志的一句口号是不仅要作观察者，更要作思考者。这是就杂志整体来说的，我本人是专业的媒体工作者，所以还算不上管理实践的观察和思考者。由于和商学院接触较多，我可以谈谈我的个人感受。目前中国商学院的学历教育大致分为三个层次，本科教育、硕士教育（我特指MBA）还有EMBA。我特别反对商学院进行本科教育（会计学类不包括在内），我十分怀疑从高中出来的学生能够通过在四年里通过教科书学到什么管理，因为管理是实践，所以，有几年工作经历，特别是有管理工作经历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学院教育得到真正的提高，这就是MBA教育。

但是中国的MBA教育问题很大，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师资，二、生源。中国目前尚缺乏有管理实践经验或者说和实践有深度接触的教师，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是现有师资大都是读书写论文出来的，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只有二十多年，想要很快改变现状比较难，商学院若是仍然坚持用发论文数来选拔和晋升教师，就算社会上渐渐有了一些实践和理论兼长的人，他们也很难进入商学院。生源的问题更大，目前得以成功进入商学院求学的人并不主要是真的有一定管理工作经验的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考试制度。中国的MBA联考比研究生考试简单，但是还没有简单到让那些工作了几年的人很容易通过考试，于是他们就没有机会去面试了。相反，那些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的人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考试。MBA教育一时间成了低门槛拿硕士学位的门径。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大幅度降低联考试题的难度，让这个考试成为智商测试就可以了，然后加强面试的难度和信度，学费也要提高，学费也来充当门槛，那些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的人，一般也难以积累足够的资金，即便有钱，也会掂量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成为管理者，投资管理教育值不值，那些只想混个硕士学位的人就可以选择其他的专业了。

EMBA教育的招生倒是很先进，考试容易，收费很高。吸引来一批成功的企业家。EMBA的学生中流传着一个说法：那些没赚到钱的人，教我们这些已经赚到钱的人怎么赚钱。如此直言，一语道破目前商学院师资的窘境。还好，这些企业家们不仅可以轻松圆了北大清华之类名牌学历梦，还把课堂当作社交场所，结识了很多重量级相当的新朋友，几十万的学费还是很值得的。

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新鲜的事情总不会那么完满，MBA教育在中国的历史还不算长，尽管存在很多问题，我对中国商学院的发展还是乐观的，一如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那样乐观。毕竟，有那么多管理第一线的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进步。

5. 您怎么看待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此种现状由哪些因素导致？

先不独谈管理的学术研究，中国的学院派学术研究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正在丧失并且已经丧失了学术诚信（之所以说群体，是因为毕竟还有一些单独的个人用一己之力维护着学者的尊严），太缺乏独立的学者，所谓的学者们缺乏学术精神。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怎么能期盼中国的管理研究能有多高的水平呢？

退一步说，即便学风还正，我们假定管理学术研究者大都是具有学者资格的，目前我们只要翻翻学术期刊就知道我们的研究者距离管理的实践有多远。其实，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背景下，有太多的实践需要管理学者去研究。这些研究一定能够为管理学增添很多新的内容。

我们中国人不笨。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做出世界级的成就，是因为企业是在正确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下发展，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管理研究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学术研究制度作为支撑。这是根本原因！

6. 吴晓波的《中国企业激荡三十年》在企业、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您怎么评价此书？在你看来，哪些原因导致此书的成功？

吴先生一直就是出版界的宠儿，我看得出，他在这本书中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资料收集方面，令人尊敬。有时候读起来甚至有点像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

7. 作为一个有十年经验的财经图书策划人，请分析类似《中国企业激荡三十年》图书的市场；未来你可能会策划此种书籍吗？

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有很好的市场，除了吴先生的影响力，还有出版社的口碑和实力，达到六位数的销售册数应该不成问题吧。我就是因为终于弄明白自己在图书领域的工作能力已经表现得很驽钝了，才离开那个行业的，所以，我无法估计这本书的类似市场会怎样，同样，因为我今后不会策划图书，所以也策划不出这种书。离开做书业，我发现自己终于回到了读书业，我想，这也许是不再从事图书出版业的人的共同感受，至少，一位曾经担任中央级出版社总编辑而现在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位朋友赞同了我的说法。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看，我更看重一本书的内容成就，而不仅仅是商业成就。在一本理想中的，事实梳理和理论构建融为一体的中国当代企业史巨著没有问世以前，吴先生的书算是中国企业史著作的一个高峰了。我期待那本我理想中的巨著能够由吴先生或者别的人早日完成，那个人就可以被称作中国的钱德勒了。

8. 您一直在撰写国外知名企业的企业史，请结合您的研究谈谈近来西门子中国区贿赂案的管理学分析.

出于对企业史的偏好，2006年底我们在杂志中开设了企业史栏目，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和稿件，不得已，为了抛砖引玉，我自己写了几篇，充数发表了，自己很不满意，惟一比较满意的是“杜邦”那一篇，因为我主要依据了钱德勒的巨著《战略与结构》。这就是您所说的“您一直在撰写国外知名企业的企业史”的实际情况。

西门子贿赂案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如果说西门子在国外都能保持通过不贿赂而顺利经营而偏偏在中国需要贿赂的话，那么这个案件的意义就在于折射出中国的市场环境比较特殊，使得寻租现象比比皆是且无法跨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管理学的问题，而主要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律的问题。

9. 企业史研究在管理学术研究中占有何种地位？

我个人非常在意企业史研究作为认识经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手段在管理研究中的价值。然而，无论中外，这种研究都不是主流。美国哈佛大学的钱德勒教授今年五月刚刚去世，他是企业史研究的绝对鼻祖和建立大成就的人，他通过几部巨著树立了企业史研究的钱氏范式，有很多追随者用他的范式专注于本国的企业史研究。据我了解，在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执著追求者，但是还没有见到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我看过一些企业史著作，主要是钱德勒的巨著，因此，我觉得要写好企业史很难很难，绝不是罗列故事那么简单，企业史和企业传记在我看来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自古以来，都非常在意历史的研究，很多人都愿意用历史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这是企业史研究在中国可以得到重视的一个基础。企业史研究在管理研究中的意义一如案例研究在管理学中的意义。我认为企业史就是一个超大的案例，由于历史年代足够长，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一些在微观的短期的案例中看不到的规律。而且，正是因为时间跨度大，放在历史中的企业行为导致的经营后果才可以确认为是事实，而不是一时的假象。根据这些比较确信的事实，才可能总结出更令人信服的理论和规律。说不定，从企业史的角度研究管理学，能够形成一门宏观管理学呢。

10. 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存在哪些缺陷？您为什么未撰写中国企业史研究呢？

主要的缺陷在于专注于此的人太少了，东西出来的少，还无法谈东西的缺陷。出来的多，才有比较。我倒是有理想在这个领域做点事情，但是现在还在学习阶段，我希望通过对钱德勒的学习掌握一些研究企业史的门径。如果真要做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我认为一定要具备如下的资格：首先是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要有历史学家的眼界和研究功力，研究企业史绝不能仅仅在企业的范畴思考问题，而是要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背景下。第二，熟悉经济学史，也就是全面了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一种经济制度来源于经济生活的具体实践总结，一种确定的经济制度也会影响个人和经济组织的实践。第三，精通管理学，特别是组织和战略。第四，广泛的学养，包括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满足上列条件，就有资格研究企业史了，接下来是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通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然后才有可能写出中国的企业史。这是一个理想的方案，需要智慧也需要耐心。我觉得自己很难达到。能够借助杂志的影响力和平台，提倡企业史的研究，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是我目前在中国企业史这个领域最关心的事情。

11. 您的一篇博文中提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1974年在发表于美国《思潮》月刊上的文章《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中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您难道不认为是这位历史学家只是站在文化逻辑角度来做出的结论吗？您觉得中国在商业上可能如何从哪些层面替代西方成为世界的主流？

 我是这样理解汤因比的话的：他觉得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中看不到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希望了，他的理由是技术的无限进步最终会毁灭我们的文明甚至人类，他希望不是技术和经济来主导人类，而是某种伦理、某种文化。这有点像马克思在汤因比100多年前的担忧，当时马克思还没有赶上知道原子能的威力，他当时敏锐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问题，并对资本主义绝望了，他认为当时统治世界的经济制度是没有希望的，应该寻求其他出路。他们在那个历史时代的观点都没有错，然而时代在进步，有些担忧可能不那么严重了，例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本质上是以个人福利为最终目标的。

汤因比那时候也许看中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包容和谐的因素，求道不求器，道最终可以拯救人类，而器没有道的领导，会毁灭人类。

自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后，在经济生活制度上实际是遵循了世界的主流，二十多年来，创造出了非凡的经济成就，同时，也暴露出很多民生问题。实际上，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恰恰是回应了汤因比当年的预言，只是，我还不知道，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究竟会怎样融入西方的经济制度，并能演化出一种中国版的资本主义改良。如果一切顺利，我倒不敢期待中国的实践能够取代西方世界的经验，但的确有可能为人类发展树立一种新的模范。但是，中国自古以来都不会扩张、不会强权，所以，对西方的影响有多大，还是未知数。